当前对于如何促进城市和郊区发展以及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有人认为这是钱的问题，其他人则认为这涉及政治、种族和宗教冲突，或者其他因素。 但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就是将规划作为改造美国城市的方式这一梦想已经破灭。
很多人对规划持失望态度是因为太多的承诺没有兑现。通常情况下，规划师相信他们的工作是帮助城市建立目标，并且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好的蓝图。常见的是，规划师还没有考虑到如何为他们的方案争取政治上的支持，由谁来实施，或者资金从哪里来，他们的努力就已经白费了。对于规划的失望还来源于简单提升物质环境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不是规划的错误。给城市定型不能使人定型。这类失望情绪是不恰当的预期造成的后果。犯罪、破产，以及贫穷都是城市居民的苦恼，并不是城市本身的组成成分。这样的问题在近效和农村地区也能找到。
我们需要更多对于规划所能达到目标的期待。因为规划不能改变人类的本性，也不是解决一切城市问题的灵丹妙药，但规划可以提升城市的植被，影响城市的安全、基础设施，增加城市吸引力，改善城市生活的特征。比如，当年芝加哥市开始规划沿河公园时，这一带还是沿密歇根湖的铁路和垃圾场。把这些内容清除就降低了对环境的危害，并且使得邻里社区更加吸引人。
我们也需要更好理解如何将规划有效转变为生活质量。规划师在真空中操作无法达到目的。提升城市质量需要房产主、银行家、开发商、建筑师、律师、承包商及所有涉及房地产业的人们积极介入。也需要社团、公民自治组织，民选和竞选官员及城市公务人员的无私奉献，并为方案实施提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支持。没有这些，即使是再好的方案也只能是不可能达到的梦想。
最后，规划行业自身也需要提高对于改善城市物质环境方式的理解，以创造功能更加舒适的环境，推动更健康的经济，提升更有质量的生活。比如，查尔斯顿市通过历史街区的复兴增加了旅游收入，整修通向匹兹堡市区的高速公路和桥梁也减少了中心区开展商业活动的支出，因此开创了大规划投资的新时代。类似成功的规划策略很少见到富有创意的描述。
规划改变了城市生活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波特兰市重新对机动车和步行交通体系进行了重组。商业区被环路所围绕，大大增加了机动车的可达性。轻轨系统为郊区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新步行区的修建将旧中心城区的高速路变成了沿河公园，减少了来自市区两条街道的私人机动车，将它们重新铺设成轨道，在市中心征地建成了新的公园。因此，波特兰市变成了一个更安全、便捷、美丽的城市，同时也成为快速增长的大都市区的重要节点，每天都吸引数以千计的购物者和访客的到来。
尽管有这么多成功的范例，美国规划也有很多令人伤痛的错误。很多错误本可以避免。自从简·雅各布斯出版她著名的先驱之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至今已有40年，但是我们依然如她所言将数十亿美元投资在“无用的或者中规中矩的住宅项目……城市中心除了流浪者其他人都难以靠近，可以停留的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少。商业中心都是无趣的适合郊区的标准连锁店。步行道根本就不存在。高速公路远离大城市。这不是再造城市。这是毁灭城市。”
40年过去了，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她的批评依然正确。大多数城市依然缺少住房、市民活动中心和商业中心、可以集会和步行的场所及交通网络。很多时候所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往往是在“毁灭城市”。当然这些努力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可能是可行的。但是，失败在于它们没有正确考虑如何也能造福相邻的城市。
界定规划程序
不成功的规划源于一种错误认识，即将项目成功等同于规划成功。车辆拥挤的高速公路、租客云集的住房项目、人流拥挤的市民中心，它们本身可能都是成功的，但是周围的城市环境可能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且可能会比这些项目实施前更加糟糕。
只有一个项目对于周围环境产生良性作用才能称之为成功的规划。因此，规划应该被定义为“一种公共行动，它对私营市场产生可持续且广泛的影响”，从而提高受影响社区的生活质量，使之更有吸引力、便捷和环境健康。这些都是成功的规划不可或缺的。
除了重新界定规划成功的要素之外，我们需要拓宽认识这一职业的视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公众关心乃至引起公民行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被激怒的市民已经要求采取行动以保护环境、保护自然遗产、提供一系列以前从未有过的公共服务，还要求处理在行政管辖权以外的地方事务。国家应当感激这些激进分子帮助政府填补政策的真空。
我们在响应这些合法的公民要求时，经常设置一系列被保护的特殊兴趣点，优先于其他同样合法的公众关注点。结果大量的地区得不到合理使用，也没有考虑到社会影响。建筑物虽然被宣布为地标，但没有考虑其经济影响。给残疾人提供服务，但没有照顾到周围社区。在规划中应扩展公众注意力的新领域，同时将更广泛的参与者吸纳进来，以便改善这一情况。
同样必须扩展我们对于大众行动的认识。政府机构不是规划游戏中唯一的成员。在很多近郊区，公共部门的策略应当是使开发商代表公共部门采取行动，非营利组织也有责任采取行动鼓励业主投资于邻里的改善上。这就是为什么规划的定义涉及“公共”行动，而不是单独的政府，以在私营市产生持续和扩大的反应。这一扩大的定义强调了规划是关于转变这一事实；防止不需要的转变，鼓励需要的转变。这可能涉及税收激励、区划规定或者其他技术特征，而且还有促进转变的机制。重要的因素是转变自身。规划师通过公共投资策略、制定规则、促进私营部门行动，来改善安全、基础设施和城市生活的吸引力。
规划的新方法
我们需要一种新措施来清晰地处理公共部门的瓜和可能的私营市场的反应。这一面向转变的规划需要广泛接受这一观念：即虽然规划师在为变化的商业市场服务，其他方面的努力也能真切地产生影响：市民领袖，热心人群，社区组织，开发商，银行家，律师，建筑师，工程师，民选和指定的官员……这一名单范围无限。
由于完全依赖这些市场的操纵者，规划师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面面俱到。他们可能专注于基础设施和社区设施的公共投资，或者引入鼓励市场行为的要素。但是不管如何选择，他们的角色就是实施和管理这些互相矛盾的支出和法令，更为重要的是，公众必须通过评价这些项目对于私营市场反应的投入产出比来认定它们是合理的。
只有当这些规划方法实施了，我们才能超越这些技术研究、需求分析，以及对规划建设的城市的期待，才能真正开始改造美国城市。
摘自：《美国城市规划设计的对与错》 作者：亚历山大·加文